陈新汉：《认同、共识及其相互转化——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的哲学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38-46页。
所以，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传播是一个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法治传播则是在传播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回应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并与之互动的实践，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亦是一个如何在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法治传播的过程。但信源相对单一，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公众选择性接触的空间较小，更难以作出有效的鉴别。
从世界法治发展的模式来看，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路径不外乎就两种：‘自然演进型模式和‘政府推进型模式。(三)多元参与的交叉叠加形成多元主体间性传播 技术赋能下自媒体的普及使个体公众有了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那种长期被压抑、被替代、被代表的公共意见得以表达，而且表达意愿强烈，人们在作为受众了解和接受法治信息的同时，也可作为传播者传播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给公众带来行为示范效用，引发公众的模仿，引导社会行为自觉地向法治的方向聚拢，并逐渐成为集体性的价值观念，夯实法治文化体系构建的大众基础。这种模式表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技术支撑下的移动化、社交化和场景化传播使其构成了一个关于法治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2013年，社会精英群体更认可法治，2019年整体认可度提高。
从这一表述来看，传播是追求效果的，是以传者即传播主体为中心地有意图地施加影响。其中，口头传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W.N.霍菲尔德为例，他的广义的义务和狭义的义务、无权利（no-right）、无能力（disability）、责任（liability）等义务论说对当代中国法学基本概念研究有不小影响且经常被提及，也早有学者对之做了详细解说。
法学基本概念体系的逻辑自洽包括自身内部文字符号之间的自洽和各文字符号与外部法律生活事实之间的自洽。对于张光博教授涉及义务的学科地位的研究，张文显教授曾评说道：自那几年张光博教授提出‘法的核心内容是权利和义务‘立法政策的实质在于发现和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的命题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学理论工作者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最能反映和概括法律现象的普遍本质和联系的法学基本范畴，应当以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重构我国的法学理论。除以上列举和分类外，与义务概念周延性相关的，还有对义务的存在形态的认识。应当承认，多数情况下言词标准确实可以作为辨识义务的标准。
欧美学术界把自洽、融洽标准看得很重。当然，对义务现象的认知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新且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义务本身的真实状况才算好。
研究义务概念的周延范围涉及对客观存在着但却尚未被发现、尚未被识别出的义务的探寻、辨析，而分类只是对已知义务做合理归类，后者相对于前者比较容易。欧美关于运用的三种方法和标准中，理性和逻辑极致不太适合本文的主题，但融洽标准中的自洽部分可为本文所用。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张恒山教授提出和阐述了法律应当以义务约束为重心的义务先定论。
这样，各种义务就与各种权的利益内容、财产内容正负性质相反但绝对量相等，且互为反义词：义务-权。通过把握某种法现象的本质或实质从而在根本上认识义务，是本质主义法学认识法现象的特有方法。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拟对之做最必要的梳理。但是，从义务、权利的本质载体看，一项具体权利与它相伴随、相对立的义务，都是确定的，就其本质载体而言，则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
这里也提到了与义务相联系的税、债务，但看来只是将它们作为法律关系中义务指向的客体，不是作为义务的本体。义务是具体和可分的，不同类义务的本质和本质载体彼此间也有所不同。
下面用上述相应标准对不同义务所属的这三种基本概念体系的自洽程度略做评说。在将义务区分为法义务和法外义务（道德义务等）的基础上，明确了与权利、权力、剩余权、权、法权相对应的义务，特别是与权利、权力相关联的两种义务的不同法律表现或名称。
西谚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德国古典哲学中有代表性人物的义务论述。同时，他显得比此前更有信心地认定：任何法规范都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从无例外。就义务而言，首先应明确，这里的界限只能指法律规定意义上的义务，因而这个判断不适用于本质、本质载体意义上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确实，立法主要着眼于权利和权力的分配和保护，这是在当代主要国家宪法法律文本中都能找到明显证据的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主观方面。因此，与这种权利人对应的法律义务就既包括与与公民等个人的权利、自由相关联的义务，也包括与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各级各类公共机关职权权限权力公权力相关联的义务，虽然这些义务有时被称为义务，有时被称为职责责任等等。
从上文列举的当代中文法学多种义务准定义看，其中绝大多数是着眼于在法律规则层面上将义务认定为法律关系主体依法律做应该做的行为和不得做法律规定不能做的行为，同时也有的着眼于义务的本质，从负利益和负值财产内容角度对义务做解说。提升权利-义务体系的逻辑自洽程度还有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从范围包括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中分解出外延单纯型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将原有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实至名归地改称为法权，并承认义务是同时与权利、权力、法权相关联的现象和概念。
如货物购销合同或劳务外包合同，其实质就是以商品或人的一定量体力脑力的有效支出时间所体现的财产性权利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现的财产性权利的交换。历史上多数法学著作都会论及义务概念的本质或内容，但往往只抽象、表面化地论及，如不利益负担等，没有把重点放在本质载体层面加以说明。
优良的法的一般理论守持的基本概念体系应在自身的文字符号之间和文字符号与法律生活事实之间，都实现逻辑自洽。当然，债权（权利）债务（义务）是有界限的，但这不是一个统一体意义上的内部界限。
它是国民‘服从法律规范的义务。义务所处的原有基本概念体系提升了逻辑自洽程度，义务所处的新的、逻辑可能更自洽的基本概念体系已经形成或正在逐步建构中。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企业劳动，计算劳动者所尽义务是否超越界限，也不是以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为标准，而是至少要考虑六个方面的扣除，马克思对此讲得很明白。该辞书将义务区分为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说明在法律上，义务是权利的关联词或对应词，两者相辅相成，有义务即有权利，有权利即有义务。
长期以来，中文法学由于没有说清上述差别，缺乏本质载体观念，以致被宣示的一些重要命题的确切含义、是否成立以及若成立的话，有效性限于哪个范围等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在20世纪末，还有学者将法义务认定为表述与权利、权力指代的利益正相反对的事物的法学基本概念, 认为其物质内容或实质，是与权利、权力体现的财产的价格总量相等但本身为负数的东西。
同理，权利与权力，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就其本质、本质载体而言，客观上是可以交换的，但它们都不可能同义务相交换。不过，回首中文法学七十多年来的义务认知，在相关的各方面，还是存在不少应予改进或日后需要补足的地方。
对义务及其所处基本概念体系的合理性做逻辑检验，通常需要运用三恰的标准，即逻辑上的自洽、他洽和续洽，其中自洽处于基础性地位。它们的本质、本质载体应分别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财产的负值，包括体力脑力劳动时间支出，对预见可获取的利益、财产收入的放弃等等。
2. 义务概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法律生活中各种义务现象的周延程度，取决于法学对构成权的各要素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对其中权利、权力及两者的共同体法权的认知水平。对宪法的这两项规定，我国法学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劳动和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法律义务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某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包括做出一定行为或抑制一定行为的责任。这些都只是说明在法律制度上，通过立法者的意志、通过主观的安排，义务可以不同程度地与权利相分离。
二是把经济关系或物质生活条件解说为掌握权力者可主观改变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恩格斯定义的以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为核心，包括发展的地理基础、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相关外部环境在内的经济关系。（二）当代义务概念反映义务现象的周延程度 义务概念在周延性方面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定义义务并辅以适当解说和逐项列举等方式，让其在指代范围上正好穷尽义务现象，不能周延不及，也不能周延过度。
2．义务所属的权利-权力-义务基本概念体系的轮廓，形成于20世纪初年，它以权利、权力、义务三个概念为核心，外加法、法治、法律体系、法律实施、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制裁等概念构成。在此前的30余年里，法学界对义务最有代表性的看法可概括为这样几点：义务处在意志关系中，设定义务的法律规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它又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基础，即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过，尽管有以上缺憾，权利-义务体系的逻辑自洽程度是可以改善的。如果显得不一致，那么无论如何它会遇到抵制或可能被拒绝。